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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8年的湖南邵阳,我生在革命的沃土,耳濡目染下,对革命满怀崇敬与幻想。作为一个孩子,我以天真的热情迎接了“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种热忱一直持续到那一年。1968年,湖南省道县和邵阳接连爆发的事件让我对文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彼时我年仅12岁,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际,停课闹革命令我失去了书本,只能在街头阅读大字报与传单,努力去理解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5月的一天,我照例在街头看大字报,突然被一张标题为《请中央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屠杀》的传单吸引。文中详细列举了自四月以来道县发生的连串集体屠杀事件。传单指出,自1968年4月起,道县的若干革命组织为了防止所谓的“阶级敌人”造反,将“21种人”及其家属称为“黑杀队”。这些被定性的人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等,意指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恶劣打击。道县的革命组织将打击这些“黑杀队”视为革命的表现,致使“21种人”及家属遭受大规模屠杀,街头巷尾尸体满地,尸体上尸体已开始腐烂。
若不是亲眼目睹道县事件在邵阳的重演,我对这份传单的印象恐怕也不会如此深刻。我会觉得这不过是群众之间的械斗而已。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道县的血腥气息迅速蔓延至整个湖南省,邵阳县也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21种人”及其家属实施杀戮,以确保对这些“敌人”的彻底清除,甚至将外地工作的子弟也带回进行屠杀。与之相邻的邵阳市也感受到恐慌,街头常传来争斗声、女儿哭哭啼啼和抓人的喝骂声,“21种人”家庭生活在极度不安中,随时担心自己成为目标。
周围的人们聚在一起,互相交流那些令人心惊的消息,有人家又被抄了一次;又有人被老家来的农民抓走。听说某个人已经被抓了好几天,家属交了赎金去单位领人却没有见到人影,生死未卜。我们附近有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在被祖父所在的生产队的农民抓走时试图逃跑,被农民打死在江堤上。而那位水利局的年轻干部被抓后,其妻子趁机放走了丈夫,却被农民报复,双腿被打断。在这种人身安全无法保障的情况下,“21种人”及其家庭都如临大敌,恐惧至极。
随着邵阳县的屠杀继续升级,死者数量惊人,处理尸体成为一大难题,靠近河流的村庄纷纷将尸体抛入河中进行“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每日便有数十、甚至上百具尸体漂流而下,众多市民无法自持,纷纷出动前往河岸观看。邵阳当局对此感到愧疚,开始招募农民打捞尸体,每捞一次发放一床草席掩埋,并支付10元的报酬。那时工人的月工资大约在36元。抱着好奇的心态,我曾随父母去看过几次,深深记住了那些尸体的惨状:死状各异,有用绳子绑成粽子状的,有用铁丝穿过的,或是血肉模糊、难以辨认的面容。记忆最深刻的是两串尸体,一串由五个尸体用铁丝穿连而成,看样子是一家人;另一串则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女死者身上还有伤痕。看到这一幕,围观的群众不禁流泪。这些惨烈的景象让我久久无法忘怀,夜里常常做噩梦,再也不敢靠近资江河。
尸体漂流持续了近半个月,邵市民不敢再饮用自来水,家附近的水井旁每天都挤满了提水的人。到6月下旬,河上的尸体逐渐减少,提水的人群也随之变少。随着时间的推移,邵阳县的屠杀背景愈发清晰。一位目击者告诉我,杀“黑杀队员”的命令似乎是从高层下达的,具体由谁负责已经无从查证。屠杀行动主要由大队支书和民兵营长发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手段以极其残忍的方式进行。常见的有锄头打死、用绳子勒死,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表现,令人发指。